日期：2018.10.31浏览次数：
相较于人们所熟知的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遗产概念，传统村落作为被认定的保护对象，正式进入遗产管理体系的时间并不算长。自2012年4月，住建部等四部委正式启动传统村落的调查保护工作以来，至今也不过六年时间。对于广大公众来说，“传统村落”还是一个有些陌生的头衔概念。
我国农耕文明历史悠久，加之地形广阔复杂，在国土大地上分布着数以万计的村落。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城镇在发展中“走向”相似，还有不少村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面对这样的现实，“遗产保护”的理念也开始逐渐被引入乡村。
然而对于一大批正在享受或向往城镇化红利的人来说，其背后关于发展和保护之间的冲突矛盾，成了乡村遗产保护之路的普遍困惑。当我们保护传统村落的时候，到底保护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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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作为正在使用和发展中的遗产，是人们生产生活的空间，也是社会结构关系的组织体现，它仍然保有着强烈的发展诉求。传统村落既要保护，又要发展，但不管是对其价值的判断、保护利用方式的探索，还是对乡村振兴的回应，仍需要还原到具体的情境当中去进一步理解。
本期为大家呈现的是传统村落旅游专题研究，我们将从浙江、福建、贵州三省调查研究并深入传统村落发展方向。
传统村落魅力与危机
概念
传统村落是指民国以前建村，保留了较大的历史沿革，即建筑环境、建筑风貌、村落选址未有大的变动，具有独特民俗民风，虽经历久远年代，但至今仍为人们服务的村落。
2012年9月，经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以突出其文明价值及传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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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村静鸟声乐，山低雁影遥”，“数家茅屋清溪上，千树蝉声落日中”。诗人笔下的传统村落总是那么古朴、典雅，富有画面感，令现代人心驰神往。传统村落具有以下特点：
历史性—— 村落有一定的历史且这历史还被村落记忆着，建筑有一定的久远度，具有一定的文化、历史及考古价值。
独特性—— 在选址、规划等方面，代表了所在地域、民族及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特征，保存一些有特点的地域性建筑；并且承载了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态性—— 传统村落不同于古建，古建属于过去时，而传统村落的乡土建筑是现在时的；也不是“文保单位”，而是生产和生活的基地，是有居民居住和生活，且传承着独特民风民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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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中国是农耕文明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最小的社区单位，也是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被誉为中华民族的DNA。
著名的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冯骥才说，中国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春节，最大的物质文化遗产是长城，而最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的产物就是传统村落。
如今评选出的1300多项国家级“非遗”和7000多项省市县级“非遗”，绝大多数都在村落里，少数民族的“非遗”更是全部都在村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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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危机：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消息称，我国已完成历史上首次全国性传统村落摸底调查，经调查上报的1.2万多个传统村落仅占我国行政村的1.9%、自然村落的0.5%，其中有较高保护价值的村落已不足5000个。
由于多种原因，例如：村民外出打工、政府财力不济、总体保护意识淡薄等致使村落空巢，房屋年久失修，受自然侵蚀而破坏，而且文化也无以传承；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中大拆大建或迁建新村、旧村荒废，村民为改善居住条件而无序拆旧建新；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保护，过度商业化中的拆旧建新、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保护性拆除为借口的拆着造假，传统文化被商业化和符号化，使得传统村落收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破坏。
传统村落面临的危机，将如何破局？我们不防先看一下以下三省的传统村落发展现状。
浙江：不是每一个村落都能像诸葛村一样
浙江省，素来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这指的是浙江境内地势地貌多变。浙江省丘陵山地最为丰富，但也不乏肥沃的平原，再加上东部临海，这片土地同时拥有平原、山地、海洋资源。这里的人们也依托地理环境特点因地制宜，聚居生活，催生出了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村落类型。
从全国范围来讲，今天入选“传统村落”的许多村庄，很多都是因为相对闭塞的交通条件或落后的经济发展才保留下来的。然而浙江省却是个例外。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遥遥领先，但省内却拥有目前全国数量第三多的国家级传统村落，共计401处，仅次于云南和贵州。从省内的分布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浙江西南丘陵山地，仅丽水市的松阳县就有72个传统村落。
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保留住我们的乡土过往？浙江省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经验，或许可以被看作是全国的先行示范。
浙江省关于村落的保护意识萌发较早，相关的政策和实践也起步较早。如著名的兰溪市诸葛村，以高校学者专家带队牵头，早在1997年就制定了保护规划，率先提出对诸葛村进行整体保护，并划定了村落周围的建设控制区和景观风貌控制区。除了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之外，诸葛村村委积极发挥自主管理意识，尝试探索出了一条保护和旅游相结合的集体经济之路。
今天全国很多传统村落都在发展中陷入了相似的资金困境，如旅游业的井喷式发展给少部分村民带来了一定收入，但集体经济却未能得到合理改善。针对这个问题，诸葛村的自我管理、自我造血模式，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经典的参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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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村很早成立了旅游公司，是村委和经济合作社属下的经营性企业。通过旅游开发收益使集体经济得到提高，村委再统筹利用经济收益主动改善村民人居环境、增加村民福利，填补了大量民居建筑修缮的资金缺口，并对村庄发展进行调控，使得村民在切实受益的前提下，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意识日益巩固加深。
诸葛村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契机，摸索出了一条“自下而上”、以村集体为保护发展管理主体的道路。如果说诸葛村获得的成功，让省内诸多村落都看到了保护乡村遗产背后所具有的潜在价值，那目前浙江省其他的传统村落所面临的困惑，不是不愿保护，而是怎么保护以及保护之后如何利用发展等问题。许多村委已经清醒意识到，不是每一个村落都能像诸葛村一样实现每年两千万的门票收入。当找不到恰当的管理模式和合理的利用发展途径时，静态式的文物保护理念就会让传统村落的保护变成“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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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也许不仅仅在于片面性地思考如何让老房子“活”起来，而是如何让人们重新认识传统村落的价值所在。保护这些村落，对于村里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城里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乡村的核心价值，到底落脚于有形的乡土建筑还是无形的文化民俗？城市和乡村的价值交换，除了观光旅游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突破方式？
不管是高大上的历史文化价值，还是接地气的生活方式，只有找到保护村落的核心价值所在，让传统村落步上可持续发展的正轨，技术层面的探索和资金政策的统筹才有方向。
福建：城乡融合视野下的乡村再生
位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福建省是著名的侨乡，依山傍海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地域特征鲜明、内涵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福建省内目前已有中国传统村落229处，位居全国第6位。
声名远播的福建土楼位于闽西南山区福佬民系与客家民系交汇处，因地势险峻，历史上曾是人烟稀少、野兽出没、盗匪四起之地。出于共御外敌的现实需求，先民们创造了集居住和防御功能于一体的土楼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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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庄寨、土堡、红砖厝等建筑类型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且地区之间的建筑形态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异。由于这类乡土建筑的市场需求逐渐萎缩，传统工匠老龄化且传统工艺后继乏人的情况愈加明显。掌握传统技艺的工匠一旦消失，即使有再多的资金投入也无法按照原有工艺完成修缮。而且，传统建筑技艺的地域性十分明显，即便是相邻市县请来的工匠，也有可能会将当地的建筑特色给修没了。
在福建的一些地区，由乡贤和宗亲组成的理事会对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能在政府施政与取得村民理解的过程中进行良好的沟通，还能带动村民参与到乡村遗产保护与活用的事业中。
虽然福建是东南沿海的发达省份，但传统村落的保护依然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在传统民居的修缮上，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对家乡的捐助功不可没，他们也是促进村落保护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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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偏远山区的传统村落因生态环境优美、人文积淀深厚而吸引了大量艺术家工作室的进驻，这些外来者自己出资租用和改造村里闲置的老屋。他们会教村民画画，但并不以在村落中的经营为生，因为在城市有其他营生的途径。而来到这里，可能只是想要一份恬淡舒适的心境。这或许是当代城乡融合的一种模式，虽不能全面推广，但确实存在。
与之相对的另一种情况是，在城市蔓延的背景下，有些传统村落已经位于城乡结合的边缘，作为乡土文化之根，如何发挥自身的文化价值，更加积极地应对城市化进程，与新兴城区、城市产业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也许是另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径——这是“特色小镇”在探索的问题，也是区域整合在思考的问题，而福建省经济发达的滨海地区已然走在了实践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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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汉族住坝头、侗族住水头、苗族住山头”
贵州的中国传统村落位居全国第二位，共有545处。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以山地为主的生存环境构成了贵州传统村落的重要特征，这种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体现在传统村落的分布上，就有“汉族住坝头、侗族住水头、苗族住山头”这样形象的说法。贵州的传统村落充分体现了西南山地中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传统知识、智慧和哲理。
贵州山多地少，空间资源局促，耕地非常宝贵，历史上农耕一直是这些传统村落主要的生计方式。很多传统文化正是根植于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上，随着生计方式的改变，留下来的老人正在老去，文化也在老龄化，并面临着传承堪忧的问题。如何对贵州传统村落内丰富的民俗文化和乡土知识进行保护和传承，仍然是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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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和交通建设一直是诸多传统村落所肩负的重要任务。贵州传统村落的未来更多的是要解决保护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能让村民在传统村落保护项目中受益，尊重地方传统，尤其是长期以来人与自然相处的习惯、知识和智慧，杜绝很多标志化、模板化的村落建设项目，贵州的传统村落仍然能够保有它自身的价值。例如即便是在商业化氛围已经比较浓厚的肇兴侗寨景区内，至今也还可以看到村民们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时在街上庆祝、围席的场面。
传统村落是贵州较为珍视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传统村落在贵州未来的地域发展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各地已经在开始探索以传统村落为核心，带动周边村寨的协同发展，比如石阡楼上村在积极探索的“1+8”模式、肇兴侗寨的“八寨一山”模式，盘州妥乐村也明确提出了“协同发展”的目标和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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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吸引 —— 活态保护，最好的保护就是永远的利用
总体而言，对于有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保护优先于利用；且保护的原则是政府为主、企业为辅、社会参与；旅游利用的原则是基于保护创造最原真最全面最深度的特色体验；发展负责任的可持续的传统村落旅游，应综合以下三方面：
保持原真性
从古村的环境、风貌到遗存、人文习俗等，都在不破坏其内涵的原则下进行展示，让游客感受最纯正的特色传统村落。
发展旅游产品模式：观光游
以村落的独特风貌观光为主要吸引。一般特色建筑群观光为主，辅以当地文化观光、民俗博览等。基于保护的展示，大多传统村落旅游是这种模式。产品形态可有：村落建筑观光，民居博物馆，村落景区，田园风光景区等。
例：永定洪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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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体验性
挖掘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其以娱乐活动、特色餐饮、休闲体验、风情住宿、主题节庆等多种方式打造成独特的体验性旅游产品，提高游客的满意度，形成良好口碑，促进旅游发展和文化传承。
坚持居民参与
让当地居民参与旅游，既能让游客更真实的体验当地文化，增强旅游吸引力，有能让村民分享旅游发展的利益，提升其对当地文化的自觉、保护意识与积极性。必要时可给予适当的培训。
发展旅游产品模式：休闲度假游
以原生态的村落风貌和民俗为主要吸引，一般出现在临近都市且村落风貌与文化传承良好的地方，但村落保护好的较少，将建筑外部和环境进行修复，凸显当地文化特色，并进行内部改造，功能置换为度假酒店。
例：杭州安缦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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